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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搞负面拆迁 令"记得住乡愁"成苍白宣抚

发布:2014-4-1 13:58:31  来源:互联网  浏览次  编辑:佚名


        只有土地才可能孕育并涵养“乡愁”。可是,近几日,关于征地拆迁的热议此起彼伏。事件当中,被拆迁者根本毫无“乡愁”可言,有的只是 梦魇。而被称为“拆迁市长”的太原市长日前又抛出惊人之论:“任何一个市长都是不愿意拆迁的。”舆论哗然,网友质疑:怎么可能?政绩不要了?GDP不要了?

  都市需要更新,旧城区应该改造,城镇化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也需要城市的变革。然而在现代化的追求中,拆迁本无可厚非,只是我们反对“负能量拆迁”。

  “记得住乡愁”成苍白的政策宣抚

  政府权力介入社会变迁,是现代福利国家职能扩展的表现。变迁背后运行着的国家权力,其与资本结合之后不受节制的冲动是负能量拆迁的根源。

  拆迁是一种超越个体良知和意志的体制逻辑,土地财政、政绩工程、GDP指标、升迁预期等,形成封闭自运行的“规训”系统,任何人进入这一系统,欲求政治生存,便不得不模仿适应。

  尽管“乡愁”经由文化学者和社会批评家的推动,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景,但它太昂贵和奢侈,官员消费不起,平民更是奢望。它无法成为节制强拆的内在饱满的伦理原则,更别谈成为一种法律标准了。没有听说哪个市长在谋划拆迁时顾忌过“乡愁”,也没有听说哪个官员因为破坏“乡愁”被问责。“记得住乡愁”成为最苍白无力的政策宣抚。

  强拆的负能量随处可见,大体有如下数端:第一,执法者违法,法律权威流失;第二,官商勾结,权力公共性与公信力不断衰减;第三,前置人大规划与后置司法审查疲软无力,行政权一权独大,缺乏结构制约;第四,拆迁过程引发暴力冲突;第五,拆迁补偿的随意性诱发“钉子户”和“拆迁公司”民间战争,甚至卷入本土基层精英,消解社会信任团结的核心资本;第六,拆迁人为制造大量纠纷,社会非理性行为和违法犯罪预期攀升,维稳财政压力加大。

  拆迁减负重在依法限权

  新闻报道中,我们一直看到这样的情景:一夜之间,在缺乏法律正当程序、公正补偿和基本尊严对待的前提下,土地被强征,房屋被强拆,亲人被暴打致残,乡村邻里秩序支离破碎……如果“维稳”不是单纯“维利”,而是“维权(利)”,负能量拆迁必须依法制止,城乡建设必须放慢脚步,引入规范治理

  太原市长的“不愿意”可以看做一种心声,即他自己也承认如此拆迁的负能量过重,需要矫正。这就涉及“拆迁减负”的问题。这其实需要解一个套:为什么拆迁纠纷中的每一方在未发生拆迁时都未必是坏人、恶人或者小人,但拆迁一发生,就只能各自站队,干部归干部,群众归群众,在巨大的利益释放之前做最负面的搏击。这个群体性的道德陷阱必须走出,否则中国的现代化和稳定必然会受到冲击。

  减除这些负能量的主要着力点是“限权”。如果没有行政权力的强大支持,哪个开发商和“拆迁公司”有胆量大打出手,甚至不惜草菅人命?因此,规范治理就是限权治理。需要注意的是,限权不是取消权力,因为发展伦理是大国必然背负的。限权是为了公权力在一个更加理性、安全、和平的程序中展开,让程序本身“净化”权力内在的贪婪、傲慢与冲动,让其公共性和责任性更充分地呈现出来。

  改革是逼出来的,践履善治的官员也是逼出来的。拿什么逼呢?法律和民意。具体而言可考虑如下思路:

  第一,加强地方人大对城乡规划权的掌握与行使,从上游制约行政权;第二,积极推进与行政区划适度分离的司法区划改革,推进诉访分离改革,建立司法权对地方行政权的强势审查,维护法律公正与权威;第三,推进更加充分的政府信息公开,尤其是涉及征地拆迁的重大公共工程或项目的信息公开;第四,健全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和公众参与机制,使政府决策严格符合法律规定,同时还必须具有充分的民意基础;第五,对涉及强拆的重大公共事件中的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实行“一票否决”,强化行政问责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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